如今政治正确的建筑师遇到了如下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能否用清白的良心来“擦拭”俄罗斯的能源巨头Gazprom的新总部高楼呢？我是否应该因为军事政变就放弃我在泰国的建设站点呢？那么那些干净的西方民主政权在古巴竖立起的领土之外的“酷刑室”建筑物呢？如我们所见，这些是都是建筑师有时屈服于政治的好理由。

Meinhard von Gerkan在中国设计的上海临港新城。
Photo courtesy gmp, © Peter Wels

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把建筑物当作一个道德问题来看待并不容易。在迪拜修建各种豪华饭店，或在圣彼得堡建设商业总部，又或者在北京建设奥林匹克大型运动场馆，这些真的那么令人厌恶吗？世界上最大的20家建筑公司中有15家在中国有项目。几乎所有的明星建筑师都被牵涉其中，许多德国人也为样版城市提供了建设规划。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一样，这个世界上增长最快的人群的经济以愚蠢的速度发展着，正带来种种应该受到谴责的副作用，外来务工人员们没有任何权利，如果给工资的话也根本是奴隶的工资。但中国想要新型的城市。阿布达比（Abu Dhabi城市名）想要一个由让•努维尔设计的“卢浮宫”，由法兰克·盖瑞修建的古根海姆现代艺术博物馆。最近在慕尼黑的第七届国际商业地产专业博览会被迪拜“加加大号”规划充斥。许多最主要的公司和普利策建筑学奖得主也深陷于迪拜的建筑规划里。

想要找一个建筑师来设计出你想要的东西永远是有可能性的。现实主义vs机会主义之间的问题触及到这个职业的核心。对此，可以去读Observer的记者Deyan Sudjic的书《联合大楼－有钱和有权的人们是如何改造世界的》(The Edifice Complex. How the Rich and Powerful Shape the World)（(Penguin 2005)，从中获得一个全面的指导。这本书论证了为何品味一贯是赢过正义的。在建设的历史里，潮流大师也都是那些国家指定的设计师，他们充满着标新立异的力量。从巴比伦的尼布甲尼撒二世(古巴比伦国王,攻占耶路撒冷,建空中花园。译者注)到尼禄，从教皇，法国国王到希特勒和斯大林，不仅仅只是专制君主，所有的领导人都在建筑大师们身上小试一下权力。柏林的领事馆如果没有赫尔穆特·科尔，可能会看起来和现在很不一样。彼得•埃森曼的大屠杀纪念馆也是。巴黎的大图书馆也是密特朗时期的典型建筑。

雷姆•库哈斯为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设计。
Courtesy Office for Metropolitan Architecture

一些建筑师想知道这些权力关系发生逆转会怎么样。在1922年，勒•柯布西耶画出了Le Plan Voisin的设计图：18幢摩天大楼排成十字造型，目的是改变巴黎的面貌。1935年，他开始寻找一个“不为人知的权威（unknown authority）”，那个人将会在他给这个灯光之城的激进规划上签个名字。一开始他认为极端右派的理想——“复兴法国（the Redressement Francais）”甚合他意，接着他又一个接一个地对墨索里尼、苏联和维希政权感兴趣。他会对任何一个乐意贯彻他的计划——一个健康、现代和有流动人口的城市机器统治者都会感到满意。但他一个也没找到。

当1933年纳粹取缔包豪斯建筑学派时，密斯•凡德罗时任该派的领导人，但他对希特勒政权保持中立。他是那个时代德国最重要的建筑师，他用纳粹十字记号来装饰他的许多竞赛规划，并给斯皮尔提供了德国在1937年巴黎世界博览会上的作品。密斯•凡德罗与瓦尔特•格罗皮乌斯有着一致的看法，现代形式可以应用于任何东西——极权主义的或不是极权主义的。他解散了几乎是社会民主主义教学的、由包豪斯创始人在魏玛共和国建立的唯一一所艺术学校。他被为权贵高官们粉饰帝国文化协会（Reichskulturkammer）的想法所迷惑。而这种“友善的关系”对这三位著名现代主义建筑师死后的名声只有极少的影响。从后人的角度来看，他们的建筑风格仍使其他所有作品相形见绌。

安亭新镇，Albert Speer & Partner. Courtesy AS&P

但是，为什么不禁止在民主时代为极权主义者们规划设计呢？当今在建筑领域有一根邪恶之轴：它穿越了白俄罗斯和土库曼斯坦。批评家们对此不置可否。当在中国和俄罗斯的形同虚设的透明的门被当作“即将到来的事物的征兆(signs of things to come)”时，亚历山大• 卢卡申科（Alexander Lukashenko）在明斯克成功修建的，玻璃多边形的新国家图书馆，则被当作“死亡之星”。对廊柱的狂热，已经不再是专制君主们的普遍愿望了，也不再被尊崇。同样，最近去世的土库曼斯坦国家首脑Niyasov，他一直以来都找法国公司Bouygues来建造很多宏伟建筑物，恐怕也不会得到审美学家们的丝毫口下留情。

在表面温和，但却是资本主义指导的专政统治下，建筑和道德的衡量标准更为复杂。那些想给经过一段很长的路才到达民主的国家提意见的人们，到头来却发现他们自己也缺乏论据。德国建筑联合会（German architecture associations）鼓励他们的成员通过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把技术知识（know-how）输出到那些半极权主义国家去。确实，当看到资金流和世界主义潮流的号召，这些专制统治者们的防线就象一层薄膜一样容易通过。

从那些为中国做过设计的德国建筑师言语中可以感受到，他们中的一些人的确有紧张情绪。Albert Speer Jr谈及他自己“仅仅是增补建设了”安亭卫星城，安亭靠近上海，这样可以帮助“协调和控制在其他方面疯狂的增长趋势”。在歌德学院的网站上，慕尼黑建筑师Thomas Jocher在构思着由他为东海岸规划的Synai市，但仍处于画图阶段：“至少还要10年，才会有任何文明的迹象出现”。GMP，德国最大的建筑公司，在中国约拥有50个建设点――在这些站点中，一个完美的城市人口应为800，000人――Meinhard von Gerkan为这些合同带来的收益，以及在规划阶段后，能立即从这些项目中迅速解脱出来而激动着。中国人更喜欢自己来监督建设。不过，也正是这个原因，他同时还担心会出现一个“巨大的建筑伤害博物馆（museum of structural damage）”。

Albert Speer & Partner设计的安亭新镇。Courtesy AS&P

雷姆•库哈斯为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设计。Courtesy Office for Metropolitan Architecture

如果中国人想让德国人留下来，他们会留下来吗？Ole Scheeren，作为荷兰建筑师雷姆•库哈斯的合伙人，他视察了中央电视台的新大楼，他坚信：决不！他与大多数建筑师不同，他们在海外进行规划，不顾不管地丢下他们的设计图，然后再飞走，而Scheeren则亲自到北京来参与该公司目前为止的最大的建筑物的构图设计。如何能为一个国家电视广播大楼进行聪明的建筑设计？Scheeren把他的希望寄托于更年轻的一代：“他们渴望承担一个截然不同的角色。”作为反等级计划（anti- hierachical programme）的一部分，要让公众可以到达世界任何地点（这一设计目前正在位于纽约的MoMA展出），人们将可以自由进入此建筑的顶部。“这里存在很多风险，”Scheeren承认。“我们不知道明天将会发生什么。”这种不自然的“公众见证（public presence）”能持久下去吗？将在电视广播开始为2008年奥运会宣传时见分晓。

赫尔佐格和德梅隆在北京规划地奥林匹克体育馆。Courtesy Beijing Municipal Commission of Urban Planning

赫尔佐格和德梅隆两位建筑师同样也倾向于为奥林匹克体育馆做一个开放设计。Thomas Polster在过去的三年里，曾代表公司进驻北京，他强调密切关注建设进程有多么重要。这些钢梁的建筑语言――钢梁缠绕在一起像一个鸟巢――巧妙建设出波动的典雅。许多巨大的楼梯引导穿过立架，并且除了体育运动之外还能用于其他活动。哲学家Jürgen Habermas曾经赞誉过现代建筑的有完整的方法（integral approach ）――即“对既要与许多代表性建筑物相协调又要与时俱进的风格的种种需求（demands of a style suited not only to representative buildings, but also to day-to-day praxis）”。从这一角度看来，中国许多超现代的建筑师们正追随着启蒙时代的步伐。

Meinhard von Gerkan规划的中国国家博物馆，北京。Courtesy gmp

在中国，俄罗斯或是迪拜，每个项目必须独立评价。当然，对Gerkan为位于天安门广场的国家博物馆的规划（更多）有好奇心是有理由的。此规划的位置恰好被适于行军的宽阔街道所主导，胁迫这个新古典主义建筑要给这些武装人民公仆们庇护。现存圆柱的立面要保持完整。这座新建筑，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博物馆工程，目的在于不与广场上的其他建筑发生冲突，如人民大会堂和毛主席纪念堂。这的确可能是问题所在。

The article originally appeared in German in the Süddeutsche Zeitung on January 3, 2007.

Alexander Hosch writes on architecture for the Süddeutsche Zeitung.

本文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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